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拯救“濒危语言”需要更多制度配套

    茅亩

    消失的野生白鱀豚、极度濒危的东北虎、珍稀濒危植物秦岭红杉……在近年的科普中,人们渐渐意识到了保护濒危动植物的紧迫性,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“濒危语言”仍是一个陌生概念。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组事实:格曼语使用人口13人,能较流利使用多续语的人仅剩6位;松林语的歌谣已经全部消亡;仓洛门巴语的许多歌谣、故事、神话传说已趋消失……(5月25日《光明日报》)

    语言是人类最具代表性的符号系统,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战略资源,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非物质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国是一个多民族、多语言、多方言、多文字的国家,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。目前,我国130多种语言中,有68种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,有48种使用人口在5000人以下,有25种使用人口不足千人,有的语言只剩下十几个人甚至几个人会说,濒临消亡。

    以方言为例。许多方言折射出对古代汉语的传承,是古代历史文化的“活化石”,是传承地方历史文化的独特载体和工具。同时,方言也折射了历史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,迄今仍影响着现实生活。以闽南语为例,可以说,没有闽南话这个方言前提,就没有南音、木偶、梨园为代表的古典音乐戏剧和民间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。

    一如保护濒危动植物就是保护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,保护濒危语言就是保护人类语言文化的多样性。语言的种类丰富,人类的意义世界也就更丰满。一种语言或方言走向极度濒危或消失,意味着人类文化宝库失去了一份独特的文化观念系统,失去了一种看待世界乃至与这个世界共处的方式。“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”,保护抢救濒危语言,就是让人们听到古籍和历史的声音。当古老遥远的声音出现在耳边,今人也就获得了一种跨越时空与过往对话的能力。

    任何一种语言的活力和生命,离不开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应用。如果没有使用者和传承者,遑论文化承载与传继。濒危语言的造成,有城镇化、互联网和信息化背景下交流交际方式的客观变化,也有语言政策支撑不力、对语言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等因素。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,使得一些语言特别是方言变得“无用”“无力”,只能面临濒危甚至灭失的“无言”结局。因此,注重活态传承和实际使用,当为濒危语言保护的应持理念和方法路径。

    对于濒危语言的保护,国家有关方面正在努力作为。早在2015年,教育部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启动“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”,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、保护、展示和开发利用,保护我国语言资源,传承传统文化。在地方和局部层面,也有探索实践。或教育部门“提倡课堂说普通话,课外说地方语”,一些学校还自编校本方言教材,组织方言等级考试。但这些努力,对于濒危语言的保护,作用有益但有限。

    抢救、保护濒危语言是一项系统工程,需要语言保护工作机构人员走进城郊乡野、寻常巷陌,记录即将消逝的乡音,捡拾散落的文化碎片,但更关涉学校推广、社会使用、媒体倡导等多个环节。既需要建构制度体系,明确政府等各主体责任,统筹濒危语言的认定与保护,激励社会推广使用濒危语言的积极性,也需要注意到保护传承中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和困难,如投入、师资、教材等方面的障碍,以保障濒危语言保护的长效性,强大濒危语言的生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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